假如单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悖论：既然考古学家从诸多地域都发现了文化遗址，分布在黄河中游；黄河下游到山东半岛；长江中游；长江下游；甘肃、青海地区；内蒙古东南和辽河上游六大区域，那么却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么多的文化，以及那些创造它们、享有它们的人群以远比其世界上其他区域的人群快得多的速度汇入同一个文化圈中来呢？是什么因素促使着从多元到一元的突破呢？

从大约一万年前到公元前两、三千年间，那么多的地族群，那么多的图腾、仪式，那么多的信仰、传说，如果全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或许千奇百怪或绚烂多彩地让现代人吃惊，但为什么竟被相继投入了一个统一民族的大熔炉呢？

这难道仅仅是人们一般想象的武力征服、无情镇压；强迫信仰、全面专政的结果么？在那么大的疆域里进行民族兼并，以古代秦国为例，以全民皆兵的代价，打了几百年才换取了15年的统治；以日本军国主义为例，在中国极贫弱、极艰难的条件下，连打八年也打不下来（相比之下纳粹德国竟可横扫欧洲）；以现时美国为例，以全球最强大的武力占领伊拉克，五年之后，也难以移植自己的政治理想。

最近有学者带着从多元到一元的问题重读司马迁《史记》里的“五帝本纪”，指出其实是宗教，或“共同精神生活的构建”，发挥着在广大地域间凝聚人群的作用。作为“五帝”中的第一代，黄帝一面四处征战、马不停蹄，一面主持仪式、倡导宗教，一面身体力行、发展农业。以后几个“帝”，也全都是统领各族的宗教领袖。正因为如此，在人们记忆中，他们都是聪明睿智的能人。

不过还应该指出，彼时的宗教与现代人定义的宗教不一样，它还包括几乎是所有的集体活动和集体艺术，以及日常起居之外的所有知识和规律。比如说，制定历法和修订历法，对于一个新兴的农业国家，其意义，应相当于为整个经济制定和升级产业标准。古代的部落集团之王，之所以被形容为聪明睿智而不是具有更加神秘色彩（比如三头六臂、腾云驾雾，半人半神等等），正好也说明他们的职能也并非仅仅如同部落集团的大祭司或大主教，而是兼有公众关怀和实践才干，有能力同时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层面上进行创新的领袖人物。

提起“创新”（innovation）这个好像很现代的字眼，是不是太抬举古人了？其实直到现在，人们在哲学上的困惑，仍然超不出在公园前几个世纪的那个阶段，那些凭借刚刚发明的文字进行思考的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伯（Karl Jaspers，1883-1969，港台译雅斯培）所说，这些古代先哲的出现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创新，为整个人类文明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雅斯伯指的，在中国，当属孔子、老子、墨子等人的成就。但中国的诸子百家是怎么来的？他们赖以成长的文化环境，应是在更加久远的时代的创新者所留下的遗产，包括直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各地长老们都仍然记得的口口相传的“五帝”的故事。

还应该注意到，那些发生在古代部落集团中的创新，所带来的社会效果，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高度整合的发展。那时的宗教或大众信仰，从总体上说，决不可能是仅仅为了避免生活空虚或维护权威而树立和强制推行的（虽然也有野蛮、残酷的仪式）。那时的经济或生产组织（比如“五帝本纪”中反复说的对农民进行的播种技能培训），也是紧紧围绕着如何增进社区福祉这个目标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他的名著《中国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汉译题为《中国社会史》）里一开始就注意到，中国独特的书写方式和农业模式（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未曾见到的从很早就开始的较严格的农牧分业），对中国文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虽至今仍未有详尽的解释，但相信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而表意方块字（相对于拼音文字而言，不是象形文字）和主要靠种植业（而不是大牧场上的畜牧业）就能基本满足需求的农业的基本模式，都是从先秦时代就已基本搭建起来的。

有理由猜测，从“五帝”到周的那一段历史中，中国的经历，是把对天的敬畏感转化为对天时（历法）的遵从，尤其是按照天时从事的群众性耕作，进而通过宗教感召、历法革新和农业技术的普及将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覆盖了东亚大陆上几乎所有的宜农地区。如果这一猜测能够成立，那么那一段历史，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于麦克斯·韦伯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时所形容的群众性精神激发（mass charisma）的过程。

“五帝”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弘扬文化（当时是信封鬼神），以至于“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这样一个过程，在现代中国仍尚未再现。上个世纪的40年代，中国人尝到了战胜强敌的胜利的喜悦；从90年代开始，中国人也经历了经济上非同小可的崛起；但是在创造文化、创造信仰、提出人生价值新的归纳的方面，却仍处在摸索的阶段。中国经济起飞阶段西方媒体和大量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所表现出的轻蔑态度（这种态度在2008年奥运会前尤为暴露）就反映了他们对迄今为止中国国家重建过程的不屑，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仍算不上一个在文化上，尤其是信仰上和制度上能与他们相比肩的势力。

这也正好说明，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建立政权和经济建设只是第一级、第二级火箭。它的真正的崛起，在于它什么时候能够打造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强大势能的，一个洋溢着全民族自由精神和创造力的文化，以及一个从集体成就到个人风貌足以与先秦时代相媲美的精神贵族（意思是非血缘贵族）。

像这样文化，决不可能是官僚机构靠喊几条自己都不信的口号就可以营造出来的。中国历史上至少从红山文化始就有一个地区的民众汇集到同一场进行大规模神事活动的“赶庙会”的传统。“五帝”时期的宗教、文化创新，所覆盖的面积更加广大，必然建立在部落首领与各部落成员之间一种具有更大的感召力的关系基础上。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情况就已很说明问题：但靠三五个连外语都说不利索的官员是捍卫不了火炬的，而那些散居在世界各地，不请自来的华人才是火炬的真正捍卫者。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不是宣传，而是文化；不是教条，而是信念，是一种基本的对人、对社会、对公共事务的理解。谁能与这种信念沟通，谁就能把他们召唤到一起。（08笔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