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灾过后,一个从来就没有在灾难面前低过头的民族正将绝地重生。
但灾后重建并非仅仅是社会财力的考验,也不仅仅是人道精神的考验,更重要的是智慧的考验,领导力的考验。正如大禹治水,吸取的就是父亲失败的教训。
人们都知道,在一次次强震之后,川西北地区的很多城镇都被毁坏了,有的即使仍然矗立的建筑其实已变成了危房;有些村镇甚至县城都已毁坏殆尽,至少在眼前说也不宜居住了。
但众多灾民如何安置?在强震不断之后,料想无家可归的灾民人数已远不止500万,受影响的民众也不止1500万。如果按1500万计算,相当于三峡工程移民任务的15倍,完全按照三峡模式恐不适宜。况且三峡移民在一段长时间内按部就班缓慢完成,而地震灾民的安置则没有拖延的余地。
有些人已提出异地安置的动议,由各地政府和社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接纳灾民。但结果怎样呢?
——在经济发达的深圳,此动议据说遭到70%当地网友的反对,有的甚至“措辞非常激烈”,而赞成的不到10%。
——在浙江,据说费了半天劲仅承诺安置区区1万人。
——而四川省内安置能力明显有限,据报青川有1000位马公乡灾民被转移到临近的剑阁县,但50%的灾民不愿意去,选择留下来继续等待其他安置方案,因为剑阁也是山区,而且这次震灾也受到了影响。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人们不要自私,更没有道理批评灾民贪图安逸。全中国的城镇居民,都尝到过受无组织、无管理的流动人口对生活的影响。全中国的农民也都有过漫无目的在一个又一个城市寻找工作,并遭到歧视的惨淡经历。单靠省与省、市与市之间在善意基础上的“对口”协作,恐怕支援方永难给足,受援方永难说够,久而久之甚至会生出社会矛盾。
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什么能比中央政府的承诺更能安定灾区人民的呢?有什么能比中央政府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更能激励全国人民的呢?
美国独立战争后,13州无力靠自己力量解决财政问题,出现民间动荡苗头,才在富兰克林主持下由一群政法精英制定了美国宪法,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由联邦政府接管和兑现各州在独立战争期间发行的债务。这才为国家统一发展奠定基础。
在各项抗震救灾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刻,中国迫切需要在集中全民智慧的基础上就灾后重建提出一个由中央政府主持和监督执行的整体解决方案。
这样一个解决方案首先要回答几个问题:
——是灾民问题的整体解决(包括成社区的解决)还是分头解决?
——是就地解决,省内解决还是在由中央政府挑选的安全地带统一解决?
——是选择偏远地带还是有交通便利的潜力的地带?
——是走分头重建、重返农业的道路,还是走在统一部署下集体建设,发展城市的道路?
——在财政上,是依靠中央财政发挥主导作用还是放任自流,让大大小小的王石、潘石屹称霸一方?如果像有人提出的那样,单单乞求开发商放下已收了钱的别墅项目去灾区建赈灾住房则更属放弃管理,甚至与虎谋皮。
——而在管理上,是依靠一竿子捅到底的,严格的强势管理还是一再复制豆腐渣工程?
——在社会发展上,是保持一定的原有社区关系还是全部打散原有社区关系?是让原有社区成员保留一些“本地人”的身份还是让他们全部变成不同地方的“外地人”甚至难以打入主流社会的“地震难民”?
很多人对小城镇生活充满田园诗般的浪漫,认为小城镇最好,情调最舒缓,离自然最近,最适宜度假、养老,但他们不愿计算:多大规模以上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利用率最高?多大规模以上城市的经济多元化发展(包括娱乐、艺术、传媒的发展)可能最迅速?多大规模以上城市的服务业机会占总人口比率最大?多大规模以上城市能在较快时间内发展出自己的产业特色?但这些都是可以经过数学模型可以演算解决的问题。
也有人说建在1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或城市群)不容易。而实际上,在中国能找出地方重新安置1500农民要难得多,因为中国已不存在这样的农业资源。向生态环境已然十分脆弱的长江、黄河上游地区和西北、塞北荒漠化地区移民更为不智。
而以前的教条主义历史教科书从来也没明确记载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充满了举全民族之力,快速建造大城市的故事。隋朝的扬州;南宋的杭州;明初的北京;近代的上海、香港、天津、青岛、大连、石家庄、郑州;二战期间的重庆;改革开放以后的深圳、珠海、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甚至海外的华人聚居城市新加坡,都经历过一代人之间人口急剧膨胀,同时经济迅猛发展的奇迹。
因而最经济、最资源集约化的震后重建计划,应该是在中央政府主持下的大型城市社区的发展计划:比如采取国家出钱兴办基础设施和免费安置用房;各种资金兴办制造业和服务业;国家适当给予减免税待遇的办法,再在沿海或近海地区营造一批以安置为目的的,工资低廉但住房免费的开发区。这样一方面可制止出口订单的大量流失(一个现在正在发生的另一问题),同时也可让这些城市逐渐形成自己的产业特色和社会特色。
以上是一个大思路。但除非按照这一思路去做计划,订方案,川西北地震的灾民安置问题或许就难以找到大数量级的,同时尽量避免社会冲突、不和的解决方案。
: 天下


